教材是高校教育教学的基本依据，是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事关党的教育方针的落实和教育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为适应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新要求，进一步提高教材建设水平，充分发挥教材育人功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2017年国务院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成立教材局。2019年末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了《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高校教材建设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做出了新部署，指明了新方向。党和国家明确提出教材为国家事权，将教材工作置于治国理政的高度加以重视，首次对大中小各个学段教材进行一体化统筹规划，首次针对高校教材出台专门管理办法，高校教材工作正迎来更高、更快、更好发展的新时代。
《办法》明确规定，高校教材按照国家统筹为主、统分结合的原则，实行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分级管理的体制，高校在教材管理中的主体责任得到进一步明确。然而，一直以来，地方高校教材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无法有效支撑地方高校育人质量向更高水平迈进，与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对教材建设的新要求不相适应，亟待深刻领会《规划》和《办法》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紧密结合办学实际，厘清改革思路，找准改革重点，创新管理举措，扎实推进新时代教材建设迈向新台阶。
（一）全面彰显党和国家意志
对于教材，方向性是第一位的[1]。教育具有塑造未来的功能，教材是规范教育最主要的遵循[2]。什么样的知识能够进入教材，既取决于知识自身的价值，也是时代选择的结果。与学术专著不同，教材并非中立，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3]。其中只有编写者对国家政策方针、教育思想的理解，绝不允许有私人的非政府观点[4]。我国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高校，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教材作为高校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是影响高校立德树人成效的关键环节，也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材建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不断强调教材的思想性，要求教材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5]。《办法》进一步明确规定，高校教材必须体现党和国家意志。这是党和国家立足于我国国情，着眼于教育现代化建设，深刻总结我国长期以来教材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判断，是对新时代教材建设根本价值旨归的高度概括，是对新时代高校教材建设方向的首要要求。
（二）全面提高教材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着力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任务。对于大学而言，这是从“经验办学”走向“科学办学”，不断提升管理的科学化水平的过程[6]。教材属于公共治理范畴[7]，运用现代理念和先进方法，不断提高教材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着力推动高校教材工作从传统的“管理”层面走向现代化的“治理”层面，是当前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是新时代高校加强和改进教材建设的必然趋势。为全面破解现有教材体制机制障碍，解决好教材“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的问题，进一步优化教材治理体系，提高教材治理效能，教育部牵头专门制定四个教材管理办法，着力推进各级各类学校教材科学管理、规范管理。对高校教材，《办法》坚持“谁编写谁负责”“谁选用谁负责”原则，进一步强调高校在教材管理中负有主体责任。在充分保障高校自主编写和选用教材权利的同时，明确要求高校立足严格管理，通过明确机构、健全制度、优化机制、强化保障、做好监督等措施，切实提高高校教材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规划》将加强教材体制机制建设列为第一项重点任务，明确提出，经过未来几年建设高校教材管理水平应获得显著提升的目标。
（三）着力打造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优质教材
教材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育人效果的好坏。不断提高教材质量，充分发挥教材育人功能，是教材建设永恒的主题。进入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加快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肩负着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重任，为此党和国家提出了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要求。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教师慰问信中，就发出了“牢固树立改革创新意识，踊跃投身教育创新实践，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做出贡献”的号召。2014年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立足中国特色、着眼世界水平，已成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两个基本定位，也是新时代高校教材建设的两个基本面向[8]。基于此，《规划》明确将打造凸显中国特色、具有世界水平的精品教材列为我国未来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的重点任务。《办法》进一步规定，高校教材建设必须坚持“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体现国家和本民族基本价值观，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的基本原则，要求高校编写教材时，应有机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统、民族团结等内容，努力构建中国特色、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为新时代教材建设的“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赋予了明确内涵。
（一）教材育人导向需要进一步强化
作为高校育人育才最重要的载体，教材的育人导向直接关系到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以及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鲜明的政治方向和正确的价值导向是对教材的首要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材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大中小学教材的思想性不断提高，立德树人成效显著增强。然而，也必须看到，高校教材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内容价值导向与知识教育融合不够、教材思想性不强的问题[9]。与基础教育不同，我国高校可自主编写教材和选用教材，不设统一的课程标准，教材编写主体较多，以往对政治导向和价值导向的审查相对宽松。一些高校教材编写、选用出现功利主义倾向，还存在过多强调教材知识性、忽视思想性的现象，极个别地方教材甚至出现政治导向性错误。
（二）教材组织管理水平偏低
近年来，随着办学水平的不断提高，高校教材管理逐步加强，但仍面临不少问题，地方高校教材管理尤其比较薄弱。笔者在对某省53所地方高校教材管理状况进行调研时发现，很多地方高校教材的组织领导亟待加强，突出表现在3个方面。
一是不够规范。缺乏顶层设计，很多地方高校教材建设既无年度计划，更无长期规划，缺乏统筹指导和系统设计，随意性大；相关制度建设比较滞后，很多环节缺乏明确的标准或者标准过于简单笼统，工作程序不明晰，职责分工不明确，教材选编审等工作凭经验、靠惯例。
二是不够严格。很多地方高校的教材审核存在制度性缺位。高校仅限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的选用情况进行审查，即使对其他教材进行审查，通常也比较简单，多为规划教材、优秀教材等选用优先事项的把关，对教材思想性、科学性、适应性等方面缺乏有效的审核。审核程序不够严格，甚至流于形式，教材质量难以保证。
三是不够科学。很多地方高校教材重选用、轻使用，对教材在教学中使用的效果缺乏必要的监控，教材更新换代不够及时；重立项、轻出版，自编教材立项有评审，但编写过程少监督，自编教材质量良莠不齐；教材管理手段比较落后，信息化程度低，缺乏成熟的优秀教材推广机制，难以实现科学高效的现代化管理。
（三）自编教材质量急需提高
地方高校作为我国高校的主体，是教材建设的重要力量，曾编写和出版过不少优秀教材，为培养多样化人才提供了重要支撑，为构建中国特色教材体系做出过重要贡献。但是长期以来，地方高校以选用教材为主，编写教材的主动性并不高，自编教材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与高水平大学比肩。一本好的教材，应该具有良好的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前沿性和适应性，然而地方高校的许多教材在这些指标上表现欠佳。教材时代感不强，教材陈旧且缺乏特色，仅以笔者对某省53所地方高校的调查数据为例，教材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突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学科专业的教材仅占比5.4%，无法充分体现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需要。教材适应性较差，很多教材过多强调知识的内在逻辑，而忽视了学生身心发展逻辑和教育教学规律，或者教材内容更新不及时，与学科专业或者产业技术发展相脱节，教材体系无法有效向教学体系转换。教材前沿性不够，教材编排模式和呈现技术传统落后，无法适应信息时代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需要。整体上，地方高校教材数量虽充足，但优质教材占比较低，权威教材更少，在国家级规划教材领域长期失语。
（一）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推动教材政治建设
保证党的领导在教材工作中全面发挥作用，是确保教材体现党和国家意志，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保证，是新时代教材建设的最大政治和首要任务。
1. 坚持以“五个体现”为基本遵循，从思想上保障党对教材的全面领导。
地方高校要强化认识，真正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作为衡量教材工作成效的首要标准。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体现”为指导思想，切实按照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的标准规划教材、编写教材、选择教材和使用教材，确保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确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充分彰显，将教材领域建设成为党领导的坚强阵地。
2. 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教材管理体制，从组织上保障党对教材的全面领导。
此次《办法》明确规定，高校党委对本校教材工作负总责。为落实这一要求，地方高校必须进一步完善教材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教材管理体制。高校党委牵头成立教材工作领导机构，明确专门工作部门，同时压实各级党组织对教材的职责分工，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合力，从组织上确保党对教材的领导权，使党的领导成为贯穿教材工作全过程的主线。
3. 形成系统完备的规章和科学规范的机制，从制度上保障党对教材的全面领导。
地方高校应切实建立起教材规划制度，制定教材工作年度计划，将教材建设纳入学校重点工作进行统筹推动；教材领导机构要切实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定期研究和审议教材有关重大事项，加强政治领导和工作指导；建立健全教材政治审核制度，在教材专门委员会中确保一定比例的意识形态相关工作人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明确各级党组织对教材内容、编写人员进行政治审核的程序和内容；完善教材质量监督检查制度，从制度上保障党的主张和国家意志落实到教材工作各个方面。
（二）立足严格管理，加快完善教材管理制度与秩序
新时代地方高校加强和改进教材建设，必须处理好规范管理和学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注重管建结合、以管促建，形成更加完善的制度与秩序。
1. 要明标准、严程序。
进一步明确各环节质量标准，建立更加规范的工作程序，形成更加完备的运行机制，这是实现严格管理，解决教材管理弱化、松散等现实问题的基础。要做好标准的细化工作，尤其要对自编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适用性、规范性等提出明确要求；科学设计工作流程，强化责任分工，坚持集体决策，充分发挥教材专家委员会的职能，特别需要赋予专业教研室在教材遴选、使用、评价方面的责任和权力[3]，真正做到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相结合。
2. 要严格两项审查。
坚持“凡编必审”和“凡选必审”的原则，建立健全教材审核制度。对自编教材，务必实现“三把关”。要强化对教材政治导向、价值导向的审核，严把政治关；做好对教材科学性、先进性、适用性的审核，特别关注教材编排是否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严把学术关；加强对主编及其编写团队学术功底、教学经历的考察，同时加强对教师政治立场和师德师风的考量，严把人员关。对选用教材，关键要“责任清”。地方高校教材选用审核的工作量相对较大。要建立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分级分类审核制度，例如可实行教研室-学院-学校三级审核制度，教研室负责组织个人审读，学院组织专家会审，学校负责对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境外教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等重点教材的终审，从而避免审查流于形式，确保审查全覆盖、有实效。
3. 要强化质量监测与反馈。
建立健全教材质量动态监控制度，面向在校生、毕业生、教师、出版机构等群体全方位收集教材质量信息，完善教材周期修订制度，建立教材淘汰制度，不断提高教材的适应性和时代性，保证优秀教材的使用率，实现教材质量的持续改进。建立质量问责惩戒制度，坚决禁用政治立场和价值导向有问题的教材。
（三）切实做好“两个下功夫”，打造更具特色和影响力的精品教材
建设一流教材，是地方高校建设一流课程、培育一流人才、争创一流高校的重要抓手。《规划》要求，未来大中小学教材要在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适宜性等方面实现全面提升。《办法》则明确规定，今后我国高校意识形态较强的教材、公共课教材和专业核心课教材由国家组织编写。在这种形势下，地方高校教材建设必须进一步凸显自己的特点和重点，通过在教材特色和人员水平上下功夫，形成教材领域的竞争优势。
1. 要扶优、扶新、扶缺，着力在教材特色上下功夫。
地方高校教材建设，必须坚决避免低水平重复现象，树牢精品意识，力争在“优、新、缺”三个方面有所作为。
要扶优，充分依托自身学科专业优势，集中名师名家，推动科研成果进教材，做好周期修订，着力培育一批能在某一学科专业内达到国内乃至国际先进水平的经典教材。
要扶新，准确把握新时代人才培养新趋势和新要求，打造一批内容新、理念新、方法新的新教材，着力提高教材的时代性、适应性。在内容上，紧紧围绕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建设需要，着重开发面向新产业和体现新技术的新教材；在理念上，努力将认知科学、心理科学、课程与教学研究等最新理论成果及时转化为教材编写的理念，注重以学生为中心编写教材，真正使“作为教学用的教材”转化为“作为学习用的教材”[10]，使教材更加适应现代人才培养变革的需要；在方法上，充分融合现代信息新技术，主动适应互联网时代教与学变革趋势，在呈现方式、使用模式等方面率先创新，加快开发介质多样、设计新颖、表现力丰富的新形态教材，探索课程教材一体化建设，在教材数字化、网络化建设方面实现弯道超车。
要扶缺，紧密对接地方发展需求，加快建设紧缺专业教材，特别是应进一步聚焦地方传统文化，深入挖掘民族特色教材资源，建设一批有明显地域特点和民族风格的教材，为建设中国特色教材提供本地方案；充分发挥地方高校办学优势，着力面向行业，紧密对接企业，深入探索校企共同开发教材模式，及时融入行业新技术、新知识、新工艺，力争在实践性教材、创新创业教材等方面成为标杆，真正为新时代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支撑。
2. 强化教师培养和激励引导，着力在人员水平上下功夫。
只有高水平的编者，才能产出高水平的教材。总的来看，缺乏高素质的编写队伍是制约地方高校教材编写质量的关键因素。要解决这一问题，地方高校需要做好两项关键工作。
一是加大培养力度，提高编写能力。充分发挥基层教学组织的作用，将教材研究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教研活动，定期进行交流、学习和研讨。依托各级各类培训平台、培训机构，加强对政治理论、相关政策法规、信息技术、教育规律等知识的培训，组织开展重点教材使用研修活动，逐步提高教师编写教材和使用教材的能力。
二是完善激励机制，提高编写意愿。地方高校要充分考虑教材编写周期长、投入高的特点，在项目资助、工作量计算、科研成果奖励、职务评聘等方面进行综合改革，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实施项目驱动，设立精品教材培育项目，集中优秀人才编写精品教材，做好国家级规划等高水平教材的培育工作；投入专项资金，鼓励教师开展教材研究，探索教材改革；建立健全优秀教材评选制度，加大对优秀教材的支持和推广力度；完善考核制度，将教材建设成效纳入单位年度考核范围；改革科研成果认定和奖励办法，将高水平教材纳入优秀成果认定和奖励范围；改革职务评聘办法，将教材成果作为职称晋升、岗位聘任、高层次人才计划评选的重要条件等。
总之，在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奋力推进教育现代化的今天，党和国家把教材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地方高校必须充分重视教材在育人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适应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强化教材政治建设，不断提高教材管理水平，着力建设更多优质教材，努力以高水平的教材体系促进形成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以教材建设高质量实现学校发展高质量，为办好新时代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