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内地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女生总量开始超过男生，到2018年，这一数量差达到143.7万，赴海外求学的中国女生数量也已经超过男生。[1]这种被称作“高等教育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的现象已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2]由于中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系统，以目前趋势发展下去，高等教育女性化的全球数量峰值将会在中国出现。伴随而来的是高校女生数量优势与男性人口数量优势形成鲜明倒挂，导致显著的学历性别结构失衡。在“学历社会”与“上嫁传统”的双重影响下，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会加剧“光棍危机”和“甲女丁男”的严重程度[3]，即城市知识女性与低教育程度农村男性这两大单身群体规模会不断增长。与此同时，城市化运动与资源开发高峰期对体力需求的逐渐缩减，压缩了男性的经济空间。毋庸置疑，婚姻与就业是社会运行的稳定器，性别结构失衡会加剧利益受损男性群体行为的失范，甚至引发社会冲突，尤其是在流动人口群体中以及边疆地区。[4,5]这不仅增加了社会运行成本，也给女性生存环境增添了更多不安，导致愈加明显的男孩偏好，最终形成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本文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避免男生过早地离开教育系统并提升其社会价值。
世界范围的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源于现代社会对男女平等要求的不断深入，落脚在学校教育对女性才能的保护与认可上，最终通过大众化阶段女性对高等教育的努力追求而呈现出来。[6]在规模较为有限的精英教育阶段，少数男性把持了多数教育机会；在教育普及与机会扩张的过程中，男性群体更易滋生出的“反学校”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他们与学校之间的相对距离。如何以制度化的方式将男生留在学校，是保持高等教育性别均衡的潜在着力点。通过国内外比较研究，笔者发现，德国高等教育女性化发展缓慢，甚至晚于其他发达国家近20年时间。其原因较为特殊，既非高等教育机会有限，也非社会经济落后，更不是性别文化保守，而是德国双轨制1教育体系存在明显的性别分流现象。德国职业教育以独立于普通教育的选拔制度将职业中学与应用技术大学相衔接，从而吸纳了更多男生，进而使高等教育阶段男女生总体分布较为均衡。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女生数量优势越发明显，在不限制女生机会的前提下吸收更多的男生参与高等教育，是缓解中国高等教育女性化数量峰值的潜在关键方式，而有利于性别均衡的德国双轨制经验可为此提供重要参考。
1．德国双轨制概述
德国各州学制略有不同，但基本实行12-13年义务教育，小学阶段一般包括1-4年级（部分州为1-6年级）。小学毕业后，学校根据学生的成绩、能力、兴趣以及在校期间的行为表现，对其选择不同类型的中学提出建议，由此开始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双轨制分流，学生在分流后的两年内享有调整的权利。中等教育阶段，不同类别的学校共同构成了多样化的双轨制教育体系，为不同水平和需求的青少年提供多种教育路径。[7]
5-10年级为中学第一阶段（初中），学生在这一阶段可以选择三类学校，分别是文理中学、主干学校和实科中学。文理中学属于普通教育，完成中学第一阶段的学习后，这种普通教育可以延伸至中学第二阶段（高中）结束；主干学校和实科中学则指向职业教育，学生第一阶段毕业后绝大部分升入职业高中接受双元制的职业教育。20世纪60年代，部分州还出现了综合中学，即前面三类学校的组合。综合中学的学生根据自身能力与爱好，选择不同程度与类型的课程，获得不同的毕业证书。综合中学的第一阶段同样涵盖5-10年级，并可延伸至中学第二阶段结束，但其影响力较小。具体到各类中学的比例和规模，以2014年8年级在校生为例，文理中学的学生约占35.8%、主干学校的学生约占13.3%、实科中学的学生约占21.7%、综合中学的学生约占13.6%、特殊教育等其他项目的学生约占14.6%。[8]中学第一阶段结束后，学生获得与成绩和能力水平相关的证书，这是进入中学第二阶段的重要参考。中学第二阶段包括普通中学和各类职业学校，普通中学即文理中学高级部，学制三年且具有大学预科性质；这一阶段的职业教育由学校教育和职业训练构成，形成双元系统，学生同时参加学校学习和企业实习训练。
德国高等教育早已进入普及化阶段，主要由研究型综合性大学、应用技术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艺术学院等组成。结束中学第二阶段的学习后，文理中学的学生通过参加高中毕业考试（Abitur）继续接受高等教育[9]，他们中的大多数会选择综合性大学[10]，也有一些进入应用技术大学或其他类型的学院，极少部分会进入劳动力市场。绝大多数职业类高中毕业生不参加与文理中学相似的毕业考试，而是根据所读职业学校的类型，获得“高等专业学院入学资格”（fachhochschulreife）或“绑定专业的高校入学资格”（fachgebundene hochschulreife），从而进入应用技术大学，该资格无法进入综合性大学[11]，另有部分学生离开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以2000年高校新生情况为例，职业类高中毕业生占应用技术大学新生总数的70%，仅占综合性大学新生总数的18%[12]，而这部分学生是通过额外课程和考试进入综合性大学的。这种双轨制教育系统尤其是职业教育路径，为具有特殊志向或学业水平较低的青少年群体提供了多种学习机会与升学选择。[13]
2．德国双轨制的性别分流
德国双轨制教育体系的性别分流，在小学升入中学第一阶段过程中、中学第一阶段升入第二阶段过程中、中学第二阶段升入大学过程中均有发生，并形成前后累积的结果。近年来，德国中学第一阶段新入学男女生比例的变化情况，呈现了性别分流始于中学第一阶段的事实（见表1）。女生在进入中学时较为倾向文理中学，而男生在这一阶段的选择更加多样化，即在中学类型的选择上呈现出一定的性别差异。文理中学新入学女生的比例在3个学年度均高出男生约4个百分点；实科中学和综合中学的新入学女生的比例略低于男生，主干学校的新入学女生比例低于男生10%以上。与此同时，辅助学校的新入学女生比例也低于男生，此类学校的学生因生理或心理原因导致学习较为吃力，通过辅助学校的职业教育，30%的毕业生可以进入社会从事简单工作[14]，但这条路径与高等教育并无关联。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男女生对不同升学路径的选择倾向在小学升入中学第一阶段的过程中已初露端倪，这成为日后性别分流进一步加剧的前提。
表1 德国中学第一阶段新入学男女生比例（%） 下载原表
注：表内“综合中学”是包含其他三类学校的组合体，数据来自德国联邦统计局Statistisches Bundesamt(Destatis),https：//www.destatis.de/DE/Publikationen/Thematisch/BildungForschungKultur/Schulen/BroschuereSchulenBlick.html。
表2 德国义务教育在校生人数及性别比例 下载原表
注：表内“中学第二阶段”仅包含文理中学高级部，数据来自德国联邦统计局Statistisches Bundesamt(Destatis),https：//www.destatis.de/DE/Publikationen/Thematisch/BildungForschungKultur/Schulen/BroschuereSchulenBlick.html。
由表2可见，2012/2013学年，德国义务教育在校生总计超过855万，男女生分别占51.0%和49.0%。中学第一阶段结束后离开普通教育系统进入职业学校的男生进一步增加，导致中学第二阶段（仅文理中学高级部）女生的比例进一步提升到53.6%，男生比例则降低到46.4%。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2014/2015学年，总计超过836万在校生中，男女生分别占51.0%和49.0%，中学第一阶段结束后离开普通教育系统进入职业学校的男生进一步增加，导致中学第二阶段（仅文理中学高级部）女生比例进一步提升到53.4%，男生比例则降低到46.6%。
结束中学第二阶段的学习之后，在选择不同类型的高校时，显著的性别差异被延续下去并且变得更加明显。但总体而言，如表3所示，男女生比例20年来差距一直不大，男生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有限范围内甚至多于女生。直到2015年，德国高等教育新入学女生比例达到新生总量的50.2%，才首次超过男生，在不久的将来则会累积成为在校女生的数量优势，然而这明显比发展水平相当的其他国家晚了很长时间。
20年间不同类型高校新生数据呈现出综合性大学和艺术学院的女生比例一直高于男生、应用技术大学的男生比例一直高于女生的情况。其中，应用技术大学的新入学男生比例曾一度保持在60%以上，虽然到2015年下降至54.4%，但男生的数量优势依旧较为明显。另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是，女生对综合性大学以外的院校的参与度也在逐渐提升。应用技术大学新入学女生的比例从1995年的36.2%增长到2015年的45.6%，公共管理学院新入学女生的比例从1995年的43.5%增长到2015年的51.3%。这些结构性变化反映了世界范围的高等教育由精英向大众化、普及化发展过程中，高等教育逐渐向多元的专业方向拓展，以公平为导向的补偿政策不断出台，各类高校招收的学生群体越发广泛。这种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德国高等教育在2015年女生总体入学人数超过男生的情况下，综合性大学新入学女生的比例（53.1%）反而低于其2010年的比例（53.8%）。
表3 德国高等教育入学新生情况 下载原表
注：表中数据来自WSI德国经济和社会科学研究所，https：//www.boeckler.de/52369.htm，因公共管理学院和艺术学院等高校的新生比例不足高等教育总体的5%，故未将其列入表中。
3．德国高等教育女性化发展缓慢
作为世界发达工业国和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德国于2015年出现高等教育新入学女生总数超越男生的现象，但它明显晚于发展水平相当的其他国家。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92年欧盟在整体上已出现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代表性国家如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分别于1983、1986、1992、1993年出现这一现象。与上述国家相比，德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性别差距缩小进程较为缓慢。1992年德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35%，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却低于男性约10个百分点，到了1997年这一差距才降低到6%左右，2014年德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65.5%，但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仍低于男性4.4个百分点。如前文所述，在占高等教育总体规模1/4以上且比重不断增长的应用技术大学，男生数量一度占据入学新生总数的六成以上；而综合性大学的女生数量优势却并不明显，在1995-2015年间，新入学女生比例一直只比男生高6%左右，且这一差距并未产生较大的相对变化。这意味着德国双轨制教育体系的独特内部结构以及应用技术大学的较高比例，通过不同教育阶段累积的学生性别分流延缓了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发生与发展。
2015年高等教育新入学女生总量超过男生的现象在德国出现，一定程度上是由女生进入应用技术大学的人数不断增长引起的，而这缘于德国教育部门的政策支持。相关研究认为，长久以来的性别刻板印象会促使大多数女孩进入典型的“传统女性职业领域”，导致她们不能充分利用发展机会。因此，在劳动力市场急剧变化的时期，较早给予女生系统的支持，拓宽她们的职业认知是十分必要的。在每年4月持续一周的德国女生节里，企业、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会面向所有女生开放车间、办公室和实验室，以激发5-10年级女生对科学技术的兴趣，自2001年起，已有80万名女生参加了这类活动并从中受益。[15]随之而来的是，应用技术大学的新入学女生比例从1995年的36.2%显著提升到2015年的45.6%。与此同时，知识经济的发展与市场对服务部门需求的不断增长，致使传统男性职业领域在最近几十年逐渐萎缩，这意味着对于年轻男性而言，依据性别陈规进行职业选择会导致个体发展机会减少。面对劳动力市场的迅速变化，教育部门开展了全国性网络计划，为德国5-10年级男生提供更多的学业支持。[7]
同时面向男女生的支持政策并不能顺理成章地导致性别比例的相对变化。女生越来越多地进入应用技术大学还与21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变革以及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缓慢有关，科学技术快速变革使各国政府更加重视对教育的投资，经济发展缓慢则导致就业率下降，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得到体现，进而刺激政府增加相关领域的投入。与此同时，伴随德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应用技术大学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如表3所示，在德国高等教育总体规模扩大一倍、新生由1995年约26万增长到2015年约50万的情况下，应用技术大学获得两倍的增长，其新生由1995年的近7万增长到2015年的近20万，从占高等教育总量的26.0%增长到占总量的39.1%。以上因素在刺激职业教育不断发展的同时，为女生参与职业教育提供了更大空间。尤其是近年来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经济、法律和社会类专业招生规模显著增长[17]，这些专业较为符合女生的惯常选择，并且随着传统性别分工逐渐淡化，女生通过努力突破学科壁垒进而参与以工程技术为传统的职业教育的热情正在提升。另外，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支持也是女生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作出选择的重要原因。[18]显而易见的是，德国贯通三级教育的双轨制体系尤其是应用技术大学使高等教育路径和选择更加多元，即便对女生的吸引力正在不断提升，但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男生在高等教育阶段的规模和比重。
1．德国经验总结
以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为分野的双轨制教育体系并非德国独有，它不仅广泛存在于欧洲大陆，甚至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得到普遍设立。为何德国双轨制的性别分流能够使男生大量参与高等教育，进而导致其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晚于其他发达国家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呢？本文认为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源于学徒制传统、工业革命和实用主义精神的职业教育更加贴近工业生产，吸引了大量男生参与其中。德国双轨制分流始于小学升初中的过渡期，虽然分流后的两年内学生拥有调整的权利，但学生发展的大体方向已经基本确定。这一较早的分流机制成为德国双轨制的鲜明特征，对学生性别比例的变化产生了明显影响。这种影响体现为较早地为青少年提供多种教育选择和路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男生群体在普通教育体系内更易滋生的“反学校”的倾向，使男生有更多的选择和更多可能留在学校参与职业教育，进而保留了他们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机会与上升通道。
第二，德国以贯通三级教育的方式将双轨制发挥到极致，在打通职业教育上升路径的同时，为职业教育设立了区别于普通教育的运行模式和选拔制度。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前身是由工程技术类学校合并、整改而成的高等专科学校，至今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为了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德国通过对《高等教育总法》进行修订，明确规定高等职业院校与普通高等学校具有同等地位。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高等专科学校逐渐升级为应用技术大学，使高等职业院校与普通高等学校之间的区别体现在类型而不是层次上，为德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93年德国通过《各州文化部长会议关于应用技术大学专业设置的决议》，将应用工程包括建筑、电气、机械领域在内的共30个专业以及经济学、信息科学、社会科学和工业设计作为应用技术大学重点发展的学科。这样的学科设置尤其是对应用工程领域的强调，较为偏向男性的惯常选择，在此基础上，通过义务教育阶段的分流而参与职业教育的男生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应用技术大学。
第三，德国职业教育为广大青少年提供多种选择的同时，还兼具扶持弱势群体的功能[19]，尤其是吸收了较高比例的移民后裔。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德国国内的一代或二代移民已达到其总人口的22.5%，除了来自欧洲其他国家2，还有74万来自非洲，另有230万德国家庭具有中东背景。仅2015-2016年德国就接纳了100多万来自非洲与中东地区的移民。[20]相关研究发现，具有移民背景的青少年更有可能选择职业教育。首先，具有移民背景的青少年在语言、文化资本、家庭经济状况等方面受到限制，较难取得优异成绩从而进入偏重学术培养的文理中学。目前一些主干学校的移民子女数量远超德国本土学生，已变成名副其实的移民学校[21]；其次，选择职业教育可以较早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而缩减机会成本，相比于平均毕业时间4-6年的综合性大学，进入应用技术大学显得更加快速而可靠[22]；最后，移民家庭本身更加鼓励男孩接受学校教育，这与土耳其、中东、非洲等移民主要来源地性别文化保守、性别歧视盛行、女性教育机会有限的现实情况较为吻合。作为德国社会的边缘群体，移民家庭男性后裔大量参与职业教育被称作“仅有的选择”。[13]
2．经验借鉴的基础
通过对德国职业教育特征、双轨制性别分流、学生变化情况以及高等教育女性化发展脉络所构成的逻辑链条进行分析与呈现，笔者认为，调节中国高等教育女性化全球数量峰值，进而缓解学历性别失衡及其连带的社会风险，因地制宜地借鉴德国双轨制是潜在对策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类似德国的经验也在江苏出现。江苏虽然经济发达、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却是国内高等教育女性化发展最为缓慢的三个省份之一3，其外在表现和内在逻辑均与德国高等教育女性化发展缓慢的经验相似。江苏职业教育自近代以来一直在全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高校扩招之后，江苏高等职业院校分别在2004、2009、2014年达到65、78、83所，均占当年全省普通高校的半数以上，并遥遥领先其他省份。通过实行职业教育集团式发展、启动中职毕业生注册进入高职院校的升学制度、开展“中职———高职———应用本科”分段培养、践行“订单式”人才培养方案等[24]，江苏正在逐渐打通职业教育的上升路径并不断提升其吸引力。在专业设置方面，财经、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土木建筑等专业大类构成江苏高等职业教育的主体[25]，呈现出较为偏向男性传统领域的特征，使江苏成为国内理工科学生规模最大的省份之一，高等职业院校的男生总量超过女生。在数量优势之外，江苏高等教育质量同样全国领先。由于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较发达的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与江苏领先全国的制造业发展水平相辅相成。在这种意义上，江苏已经形成与德国情况较为类似的国内经验，即制造业和高等职业教育较为发达，大量男生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使得高等教育女性化发展缓慢。
显而易见，无论德国经验还是江苏经验，都在教育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结构、高等教育规模与结构等方面存在自身的独特属性。在具有深厚学历传统的中国社会，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两个系统存在“看似分类，实则分层”的现实困境，高等职业院校集中在高等教育金字塔的底层[26]，参与职业教育往往被看作学业失败者的选择。职业教育在受到社会偏见的同时还存在“东施效颦”的问题，即在很大程度上复制普通教育“重理论，轻应用”的知识传统。因此，借鉴德国双轨制经验不仅要考虑不同省份的经济结构与社会需求，还要克服社会文化适应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教育的变革也不能完全被社会经济文化所束缚，而是要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束缚并引领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这也是教育系统引领社会变革的价值所在。
经验借鉴的基础还来自生源数量的相对变化。《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在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过程中，普通专科在校生总量由2004年的595.7万增长到2014年的1006.6万，10年间增幅约69%，男女生分别增长57%和82%；普通本科在校生总量由2004年的737.8万增长到2014年的1541万，10年间增幅约109%，男女生分别增长77%和150%；专科学生占比由普通高校学生总量的45%下降到40%。在此期间，普通专科于2006年率先出现女生总量超越男生的现象。然而，自从普通本专科总体、硕士、本科相继于2009、2010、2011年出现女生数量优势之后，普通专科的女生数量优势逐渐减弱。即便考虑20年来一定范围的普通专科向本科升格并与传统本科院校同质化[27]，仍可判断女生对普通专科（高等职业教育）的热情正在降低。与此同时，初中升高中的过程也存在明显的性别分流现象。近年来，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男女生比例约为53∶47，与适龄人口性别比例较为相符，完成初中学业之后，性别分流开始出现，高中女生比例缓慢上升，到2018年达50.78%，同年中等职业教育男生比例则达到57.75%，这无疑为大范围吸引男生参与高等职业教育奠定了生源方面的基础。
3．双轨制的中国实践
我国也曾有过多次关于双轨制的设想与尝试，其中的经验值得反思与借鉴。在马克思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指引下，刘少奇于1958年提出“两种教育制度”的主张，即在全日制的普通教育制度以外，并行一种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其目的在于普及教育，缩小脑体、城乡、工农之间的差异，培养具有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新型劳动者。[28]政策的实施有效缓解了升学就业难的社会压力，满足了广大青年的求学愿望，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29]如今看来，这一政策已经具备双轨制的雏形，扩大了中、高等职业教育机会，在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在当下依旧蕴含着缩小脑体、城乡、工农差异以及培养新型劳动者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开始大幅调整中等教育结构，通过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进而改变“文革”期间形成的中等教育结构单一的局面，到1990年，大致形成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各占一半的格局。[30]与此同时，以1980年南京金陵职业大学的创立为开端，一批高等职业院校快速发展起来。到1988年，已有22个省份建成以职业大学为主，包含高等职业技术师范院校、高等技术专科学校在内的高等职业院校共132所。[31]由于这些学校在服务对象、培养目标、培养模式、毕业生去向等方面与普通高等专业院校较为相近，故其中一部分于20世纪90年代被国家并入普通高等专业院校的行列。在随后的高校扩招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较为迅速，有力地推进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这一时期大量地方高职高专或中职中专通过升格、合并、转型成为新建地方本科院校[32]，至2014年已达647所，这些院校致力于探索中国特色应用技术大学的建设之路。
虽然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获得巨大的发展，但双轨制的设想与实践仍存在观念和制度上的阻力，主要矛盾集中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隔离与融合上。第一，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一源自农业生产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上[33]，由工业化早期学徒制所激发的“职业精神”与职业教育难以获得与普通教育一样的社会认同。第二，较为集中的行政规划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校多元发展的路径。第三，国家大力发展重点高校，投入不足的高等职业教育在较低层次复制普通高等教育“重理论，轻应用”的知识传统，与技术创新、市场变革、企业新需求之间较为疏离，有悖于高等职业教育的独特价值。第四，将高等职业教育纳入高等教育的应试选拔范畴，在较低分数段进行录取，全面降低了生源质量。第五，近年来我国高职院校通过分类招考拓展多元入学途径，但生源仍以普通高中毕业生居多且以应试选拔为主，既阻碍了职业类学校毕业生的上升通道，又弱化了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区别。第六，高等职业教育位于我国高等教育金字塔的最底端，与更高层次高等教育之间衔接的路径尚不通畅，极为有限的全日制专接本（或称全日制专转本）名额、认可度较低的成人专升本学历、社会对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区别对待[34]、因高等教育分层而导致社会阶层划分的烙印[35]，都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形成阻碍。第七，部分高职院校存在盲目“升本”的需求，这种需求常常伴随提升学校行政级别的非教育动因，结果是学校报考分数线水涨船高之后偏离原本的职业定位。第八，经历了扩招过程中的市场化浪潮，较高的学费与严峻的就业形势提高了学生尤其是农村贫困学生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机会成本。
以上问题构成了双轨制在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在制度与政策层面，提升职业教育地位、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由层次转变为类型、使高等职业教育的学生选拔摆脱应试教育及其知识传统、建立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连通的“立交桥”、打通不同层次职业教育之间的上升路径、突出职业教育的价值与特色、完善企业与学校间的合作机制、优化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知识结构、建立多方参与的资源投入机制，对于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和双轨制的发展较为关键。在合理借鉴德国经验的同时，妥善解决上述问题，因地制宜地发展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进而吸引更多男生留在学校，是缓解中国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规避社会风险、促进产业转型和升级的重要方向与选择。
自2019年以来，国家频繁出台相关政策为以上问题寻求答案，职业教育迎来新的历史机遇。2019年1月24日，国务院颁发了由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审议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开篇即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到，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不断优化职业教育结构与布局，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有机衔接、深度融合，集中力量建成一批中国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加大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比重。同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大规模扩招100万人”的计划，并在改革办学体制、加大财政投入、鼓励社会办学、提高奖助学金额度、加快证书互通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可以看到，最高决策层对职业教育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职业教育逐渐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教育工作全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历史机遇面前，赋予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地位、改革完善职业教育招生制度、贯通职业教育上升路径、取消高职院校招收中职毕业生的比例限制、促进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融合、推动校企深度合作等措施，成为解决职业教育发展难题的重点改革任务。这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引起广泛共识，对于双轨制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2019年4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落实高职教育扩招100万的任务方案。其中，生源方面不再局限于教育系统内部的应届普通高中和中职毕业生，而是向外扩大到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兴职业农民等群体，为他们单列招生计划并增加高考前补报名的机会，10月还面向退役军人再增加一次报名机会。与此同时，扩招方案对以上群体取消了文化素质考试，选拔方式变为由学校组织相关职业适应性测试或技能测试。以上一系列举措反映了我国大力建设高等职业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决心。在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关于“今明两年，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要使更多劳动者长技能、好就业”的表述掷地有声，彰显了党和政府在全球性危机面前的决心与气魄。新计划延续了2019年以来的做法，招生对象继续涵盖大专学历以下人群，并继续以应届普通高中和中职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兴职业农民为主。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的关键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最高决策层持续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为培养高技能人才、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动力。
虽然这些扩招新政的初衷或许并不包含调节高等教育女性化数量峰值并防范结构性风险问题，而是以缓解高职院校招生不足、减小就业压力、破解技术型人才短缺、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为目标，却依然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性别倾向，即偏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男性劳动群体。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新政策的实施在调节学历性别结构矛盾方面的作用是值得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