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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高等教育70年的回顾与展望

2020-01-13 刘献君 点击:[]

   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70年来,构建了基本完善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规模空前扩大,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教育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创造了大批科研成果,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按照高等教育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方针,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规模发展、多元发展、重点发展、开放发展、创新发展。面向未来,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高等教育,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坚持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坚持以改革创新推进高等教育发展。

关键词:

新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 多元发展;重点发展; 开放发展; 创新发展

70年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在高等教育战线几代教师、管理者和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和共同奋斗下,我国高等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创造了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70年来,构建了基本完善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规模空前扩大,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创造了大批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成果,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本文主要从规模发展、多元发展、重点发展、开放发展、创新发展五个维度,对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主导思想、发展过程和发展成就进行回顾与总结,并对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展望。

一、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

1949年9月底,作为新中国施政方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了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的根本宗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因而“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1] 新中国成立伊始,就作出了文化教育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决定。此后,党和国家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使之成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规模增长是评价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迅速,为国家培养了2.7亿各类人才,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1949年,我国高校数量为205所,教师为2万人,本专科学生为11.7万人,毛入学率为0.26%;2018年,我国高校数量为2663所,教师为167.28万人,本专科学生为3833万人,毛入学率为48.1%。现在,我国新增劳动力中有48.2%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3.6年。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国民素质,有力地推进了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

70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各类高等教育,增加高考招生人数,使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高等学校学生增加一倍左右” [2]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但党和国家仍然十分重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本专科在校人数由1949年的11.7万人,增加到1965年的67.4万人,增长了4.8倍。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高等教育发展。“文革”后的1977年12月,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国家果断恢复了中断11年之久的高考,570万人走进考场,27万人被录取,致使1978年在校本专科学生人数达85.6万人,超过“文革”前的1965年。

1983年4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指出:“为了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纲领,各条战线和各个地区都深感专门人才缺乏,迫切要求教育先行,为国家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因此,加速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促使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在近期(5年左右)就有计划按比例地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并为今后更大的发展打下基础。” [3] 此后,政府不断采取措施,推进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人民群众的愿望,作出了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重大决策。各省份、高校积极行动,扩大招生规模,2000年在校本专科学生人数达556.1万人,2002年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

面对我国人口众多、高等教育需求量极大的现实,扩大高等教育规模需要发展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早在“文革”以前,我国就开始探索职工大学、农民高等学校、函授大学、夜大学等各种办学形式。改革开放以后,多种形式办学蓬勃展开,其中最突出的是广播电视大学的产生和自学考试制度的创建。1979年2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28省市广播电视大学同时开学。2012年6月,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基础上,组建国家开放大学。至2014年,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已累计培养本专科生950多万人,其中在职人员占70%以上,开展各类非学历教育多达千万人次。 [4] 自学考试制度则是一种全新的高等教育形式,它将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合格的高级人才。至2014年,全国参加自学考试的人数累计达2.49亿人次,共培养本专科毕业生1280多万人,2000多万人获得了非学历自学考试的各类证书。据测算,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中自学考试的贡献占比为20%-25%。 [5]

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中,不可忽视民办高校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部分热心教育的人士自发创办民办教育,后来得到了政府的有力支持。1997年7月国务院发布《社会力量办学条例》,鼓励社会力量办学。2003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2016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该法作了修订。1998年我国民办普通高校仅22所,到2018年民办高校数达750所,在校学生数达649.5万,占全国在校学生数的22.95%。

二、高等教育的多元发展

高等教育发展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人民群众需要的多样性,决定了高等教育需多元发展。多元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行各业需要不同学科专业的人才;二是同一行业需要不同层次的人才。70年来,党和政府通过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分类指导等多种方式,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多元发展。

针对原有大学所设学科专业的不合理现象,从1952年开始,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1952年6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确定了新中国大学制度改革的基本方针和方向:“以理论与实际统一的方法,培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 [6] 院系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与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逐步创办函授学校和夜大学,并在机构上为大量吸收工农成分学生入高等学校准备条件” [7] 。1956年前后,国家又一次进行院系调整,标志性事件是交通大学西迁。院系调整虽然存在不少弊端,但总体来说,结束了院系庞杂纷乱、设置分布不合理的状态,使我国高等教育走上了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培养专业人才的道路。其成效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变了过去重文轻理的专业结构,加强了工、农、林、医以及教育等学科专业,适应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例如北京著名的八大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林学院、北京医学院),全国著名的四大工学院(南京工学院、华中工学院、大连工学院、华南工学院)都是在院系调整过程中建立的。二是有效地改善了高等院校集中在沿海和大城市这种地区分布不均衡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学科专业调整,满足了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需要。

社会需求是多样的,不仅需要多种学科专业的人才,而且需要不同层次的专业人才。总体来看,社会需要的人才大体可分为学术型、应用型、技能型三类。但长期以来,我国高校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满足不了社会需求,为此,国家采取了两大措施:

一是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为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20世纪80年代我国第一所职业大学——金陵职业大学创立。 [8]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提出试办一批专业大学,这是首次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提出大力发展高职教育。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 [9] 此后,国家发布了一系列文件,规范高职教育发展,如1991年发布《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1996年颁布《职业技术教育法》等。这些政策和法律有力地推进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至2018年,我国共有高职院校1388所,在校学生1105万人,占高校在校学生总数的28.8%。

二是部分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成为应用型大学。2014年2月,国务院作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转型”的战略部署,政府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2015年10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三部委联合颁发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该意见对部分本科高校先行有益的探索进行了充分肯定,对普通本科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的转型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既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学校自身发展的需求,因此势在必行。与高职院校的发展不同,应用型大学是在原有本科高校的基础上转型发展。在转型的过程中,要重新确立教育观念,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及相应制度,培养“双师型”教师,与社会建立密切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中,要克服路径依赖,难度比较大。但在国家政府的引导下,部分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正在有序进行。

发展和改进研究生教育,是多元发展的重要内容。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1981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此后,研究生教育迅速而规范地发展。一方面,扩大规模,以满足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要,研究生在校人数由1978年的1.09万人增加到2018年的273.13万人,增长了约250倍。另一方面,发展专业型学位,以满足不同类型的社会需求。过去,研究生教育主要培养学术型人才(科学学位),侧重培养从事基础性理论研究的研究者。而为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应用实践性和专业技能型的高层次人才的多元化需求,必须设置专业型学位。为此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设立工商管理硕士(MBA)、教育硕士(MEA)、工程硕士等专业学位,至今已有40种专业型硕士学位。近几年,又设立了教育专业博士学位等6种专业型博士学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划设定的目标,到2020年,我国在学研究生总规模将达到290万人,其中专业硕士招生占比将达到60%左右。

三、高等教育的重点发展

资源的有限性与学科发展的无限性的矛盾,决定了一个国家发展高等教育必须突出重点。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更需要突出重点。通过重点发展,培养一批高水平人才,产出一批高水平成果,带动其他高校发展。

重点建设是加快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步伐、提高高等学校办学水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大战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相对集中国家有限的财力,调动多方积极性进行重点建设,推进重点发展。

高等教育重点发展是我们党一贯的政策。1950年6月,周恩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提出了整顿大学、形成重点体制的方针,他指出:“办事情总要有个次序。先搞重点,其它就可以带动起来。比如综合大学办几所像样的,其它的就会跟着学。”

1954年10月,高等教育部颁发了《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确定6所高校为“全国性的重点学校”。 [10] 此后,陆续确定了一批全国重点高等学校,至1960年达64所 [11] ; 1963年又增设4所,共计68所。“文革”打破了新中国成立17年来的高等教育格局。1977年8月,邓小平连续两次对重点高校建设作出指示:“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 [12] 1978年2月,国务院转发了《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提出了第一批确定的全国重点高校88所;至1979年底,全国共有重点高等学校97所。

除了建设重点高校外,国家还采用其他方式加强重点建设,如将部分高校列为国家重点项目。1984年1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教育部、国家计委的请示报告,重点建设北京大学等10所高校。另外,在部分高校率先建立研究生院,1984、1986、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56所高校建立了研究生院。这些高校成为培养博士、硕士的主要基地。同时,建设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2006年,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推出“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重点支持100所高职院校建设。

20世纪90年代起,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国家先后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2011工程”和“双一流”建设,这些都取得了好的成效。

“211工程”以学校整体条件建设为基础,以重点学科建设为核心,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保障,致力于办好100所左右重点高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和管理方面达到世界水平。 [13]

“985工程”紧密结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选择39所高校,以学科建设为核心,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科队伍,构筑学科基地,集成优质资源进行重点建设,争取若干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水平。

“2011工程”由“协同创新”而来,围绕国家需要的重大前沿项目,高校、研究院所、企业共同参与,建立协同创新中心。申报学校并不限于“985”和“211”高校。

“双一流”建设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扎根中国大地,遵循教育规律,创造性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之路。经过科学评审,共有137所高校被纳入首批“双一流”建设项目,包括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

重点建设带来重点发展。这些重点建设的高校,由于得到了有力的财政、政策支持,发展迅速,其培养的拔尖人才、产出的高水平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国家建设。例如,我国高层次人才60%以上集聚在高校,基础研究和国家重点实验室60%以上建在高校,国家科技三大奖60%以上由高校获得。

1949年我国发表的国际论文仅为66篇,2018年则高达60多万篇。70年来,我国在《自然》、《科学》、《细胞》世界三大期刊上发表论文2362篇。其中2018年我国在三大期刊发表论文332篇,占这三种期刊当年全部论文总数(2157篇)的15.39%。这些成果主要来自重点高校。上海交通大学从2003年开始对世界大学进行排名(ARWU),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名次稳步提升。

四、高等教育的开放发展

国际化是大学与生俱来的特征。我国把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作为国家教育战略的关键环节,并确立了“政府与民间并举、双边与多边并行、兼顾战略平衡、保证重点、注重实效”的工作方针,不断推进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向全方位、多领域、高层次发展。开放发展打开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视野,将我国高等教育与世界高等教育紧密联系起来,为高等教育发展开掘了新的动力源。 [14]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我国紧紧抓住与苏联、东欧国家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机会,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针开启开放之路。如与苏联签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之协定》,出台《派送出国留学生暂行管理办法》、《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中苏高校直接联系的暂行规定》等文件,制定向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派遣留学生以及向苏联全面学习并聘请苏联专家等方面的配套政策。1949-1960年,先后有861名苏联专家应聘到我国高校、教育部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或担任顾问。1950-1966年,我国共有17493人在苏联留学,其中研究生和大学生9200人。这些请进来的苏联专家和走出去的留苏学生,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进一步认识到了对外开放与国际交流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难性,国家和有关部门制定并发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等近60个文件。高等教育开放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指出,“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而且“派遣留学生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 [15] 邓小平的重要指示,开启了新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序幕。经过多年发展,出国留学人数不断增加,2018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66.21万人。派出去的目的是为了留学人员学成归国,为国效力。国家通过“春晖计划”、“千人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项目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从1978到2018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85.71万人,其中432.32万人已完成学业,365.1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84.46%。

第二,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

这既是开放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对我国高等教育水平的一种检验。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国际学生来华留学,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国别不断增多,特别是吸引了大量发达国家的留学生。1950年,新中国开始招收留学生,当年招收了33人,1965年招收了3312人,16年来共招收7259人,这些留学生主要来自越南(5252人)、朝鲜(546人)、蒙古(131人)等国家。2018年招收留学生492185人,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亚洲学生有295043人,占总数的59.95%,还有来自美国(20996人)、法国(10695人)等发达国家的留学生。

第三,开展境外办学。

境外办学主要采取建立分校(如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创办孔子学院等方式开展。至2018年6月,全国84所高校在境外举办教育机构和项目128个 [16] ;至2018年12月31日,在全球154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84所孔子学院和1193个孔子课堂 [17]

第四,中外合作办学。

国家通过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政策文件,鼓励、支持、规范中外合作办学。截至2014年4月,全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已达1979个,高等教育阶段在校生近45万人,占全日制高校在校生规模的1.4%,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毕业生累计超过150万人。 [18] 中外合作办学丰富了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使一批学子不出国便能接受国外优质高等教育。

第五,参与构建世界高等教育共同体。

通过对外开放,发展高等教育,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界取得了话语权,发出了中国声音,并为世界接受与认可。例如,已有46个国家和地区与我国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CEEAA)于2016年正式加入国际工程联盟《华盛顿协议》,由其组织开展的我国工程专业教育认证将得到美、英、澳等所有该协议正式成员的认可。同时我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在世界高等教育舞台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短、基础薄弱,必须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改革创新。我国高等教育70年是不断改革创新的70年。

1956年,我国开始摆脱高等教育的苏联模式,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一年,我国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当年1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促使高等教育关注新技术革命,高等学校开始重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1956年4月,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严厉批评了学习苏联过程中的“一切照抄,机械搬运”的错误,高等教育开始摆脱苏联模式。1957年,毛泽东提出了党的教育方针。1958-1960年,在全国开展了“教育革命”。在摆脱苏联模式、加强党的领导、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方面,“教育革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带来了不少问题。1960年冬,针对“教育革命”造成的问题及混乱局面,党中央决定进行调整。1961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教育部制定了《高教六十条》。《高教六十条》强调必须遵循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重视和加强教育立法,保持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稳定性和长期性等,是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的重要文献。

“文革”后,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改革创新的新阶段。1977-1985年,主要是恢复时期。此后的改革创新,以五次教育大会(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及一次全国教育大会)为标志。1985年,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启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1993年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和措施,以推进高等教育发展。1999年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开启了素质教育特别是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新征程。2010年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目标及一系列改革措施。2018年召开了全国教育大会,习近平强调在党的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足国情,遵循教育规律,坚持改革创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自此,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走向了一个新阶段。

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涉及的方面很多,但“体制改革是关键”。周远清认为,体制改革包括办学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经费筹措体制改革、招生就业体制改革、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五个方面。 [19] 以下仅从体制改革入手进行回顾。

第一,办学体制改革。

办学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办学主体多元、办学形式多样、充满生机活力的办学体制,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办学体制改革突出表现在民办教育的兴起上。政府通过《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他政策法规,鼓励社会力量出资、捐资办学,实行营利和非营利办学分类管理,规范运行制度,民办高校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第二,管理体制改革。

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50年代,从“集中统一”领导体制转变为“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体制。1950年6月上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明确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对全国公立的高等学校,在方针、制度、设置计划、负责人任免、课程教材及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应该负有领导的责任。” [20] 此后,高等教育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体制。这在当时有其必要性,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存在内在的局限性,弊端明显。1958年中央对高等教育领导体制进行了调整,调整的主题是“放权”,将部分高校下放到省市,归地方领导,并规定了各自的权限,逐步形成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模式。二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持续推进以转变政府职能、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为目标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明确指出,体制的主要问题是“包得过多、统得过死”,改革的首要目标是“解决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以“政事分开”为原则,“政府宏观管理”,高校作为“法人实体”面向社会自主办学。此后,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并初见成效。三是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完善治理结构”的问题。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将“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十大“战略任务”之一。这是我国正在推进的管理改革的重要任务和内容。

第三,经费筹措体制改革。

在过去高等教育完全由中央政府出资,因此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多元投资体制。主要改革措施有三项,一是地方政府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投资者,主要办法是改变高等教育拨款方法和形成以地方政府管理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2016年,在我国1855所公办普通高校中,地方所属高校为1737所,占高校总数的93.6%。二是建立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和补偿制度,拓展多元化的投资渠道。为此,我国建立了招生收费制度,及相应的奖学金、助学贷款、贫困生补助及学杂费减免制度。与此同时,将税费征收、学杂费收取、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等作为高等教育筹资的重要手段,形成了“一主多元”的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渠道。 [14] 三是通过社会力量办学,发展民办教育,广泛吸取社会资金。

第四,招生就业体制改革。

这方面的改革着眼于深化考试内容和形式改革,着重考察综合素质和能力;实施分类入学考试;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有利于优秀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就业体制改革着眼于改变过去统一分配的体制,实行学生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机制。

第五,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这方面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实行校院两级管理,全面实行聘任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实行后勤社会化等。

六、对未来高等教育的展望

总结过去,是为了面向未来,更好地发展我国高等教育,迈向高等教育强国。面向未来,我们要认清新时代的要求;面向未来,我们要认清高等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面临的主要矛盾;面向未来,我们要认真学习、理解党中央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部署和要求。党的十八大提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内涵发展是党中央对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在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2]

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高等教育

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由此,发展高等教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高等教育要立足中国国情,继承中国传统,面向中国问题,服务中国发展,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发展优质教育。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由于高等教育的大发展,现在人民群众已“有学上”,今后要发展优质高等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以满足“上好学”的需要。第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缩小群体差别。我国中西部高校的竞争力还比较弱,高考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4个百分点的差距。因此,要加大对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投入,发展中西部高等教育。第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大力发展继续教育,满足人民终身学习的需要。第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开展个性化教育,以满足人们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

2.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是办好我国教育事业的根本方针。第一,立德树人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深刻回答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在教育中,要强调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劳动教育和实践教育。坚持立德树人,要探索人才成长规律。人的成长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我们要探索大学生成长和发展的特点与规律,根据这些规律,进一步研究人才培养的目标、方案,改进教育教学,增强教育的有效性。第二,立德树人要调动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现在,大学生学习积极性普遍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要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内外原因,采取扎实的措施,如激发学生学习需要、明确学习目标、增强教育交往等,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第三,立德树人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与学生接触最多、对学生的影响最大,是学生灵魂、生命的塑造者。要根据“四有”好教师的标准,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甘于奉献的教师队伍。同时,全社会要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第四,立德树人要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人工智能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挑战。面对这种挑战,一方面要根据人工智能对社会生产、生活、职业等产生的影响,调整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并帮助学生提升道德、丰富情感、培育精神、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想,另一方面要开发网络教育资源,丰富教育内容。

3.坚持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23] 我们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今后的重要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人民的期盼。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涉及的范围很广,今后一段时期重点要抓住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加快“双一流”建设。世界上任何高等教育强国,都有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是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入选“双一流”建设的137所高校,多数已通过中期检查,建设效果良好。今后,国家要进一步完善政策,加大投入,并进一步引导“双一流”建设高校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全面推进学校的整体建设和发展。

二是向应用型转型,培养应用型人才。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不仅需要高水平的学术型人才,而且需要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为改变以往人才培养的弊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国家提出了部分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要求。十多年来,向应用型转型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进展比较缓慢。今后,要进一步认识转型的重要性、紧迫性,克服路径依赖,转变教育观念,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制度、环境,在实践中创造,在创造中提升。

4.坚持以改革创新推进高等教育发展

改革创新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推动了高等教育发展。例如,改革办学体制,以拓宽资金渠道;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以理顺关系,增强活力;改革投资体制,以强化绩效管理,优化资质配置;改革招生就业体制,以促进教育公平;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现在,高等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需要进行综合改革。综合改革要回应人民对更好的高等教育的期盼,解决人民关心的教育热点问题,如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为人民提供优质高等教育等。改革千万头绪,要找到突破口。综合改革可以“管办评”分离为突破口,真正把办学自主权还给高校,激发办学活力。教育教学改革可从个性化教育开始,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牵一发而动全身,推进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任何大的成功都是时代给予的。我们已经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对我国高等教育提出了新要求。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努力探索,积极实践,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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